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鲁迅《华盖集》

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鏭,鎴,锡,错,矽,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帐桌面前的将“黄金万两”拼成一个的怪字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仓颉。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质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伶俐人是在伶俐,所以,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

这种小报总要记清是为民众和小学小的学生看的。所以思想虽需要极新,话却要写得极浅。所有专门术语和新名词,能躲避到什么步田就躲到什么步田他。

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暌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意愿,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

Schopenhauer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我生得太早一点,连康有为们“公车上书”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年纪了。政变之后,有族中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位;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我想:诚然。可恶得很!

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死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心的反抗,那时还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诛心之律,倒不及现在之严。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人真要活下去,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太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因此,武者君误认为两样东西了。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错觉。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企》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可是我有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就是偶尔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

我愤然地要质问了,举目四顾,两个教员,一个校役,四面砖墙带着门和窗门,而并没有半个负有答复责任的生物

“为幼稚者”仿佛不大能够“体贴尊长之心”似的,很诉了许多苦然而我们有什么权利来干预“家庭”里的事呢?而况太平湖饭店里又要“解决种种重要问题”了!但是我也说明了几句我所以来校的理由,并要求学校当局今天缩头缩脑办法的解答。然后,举目四顾,只有媳妇儿们和西宾,砖墙带着门和窗门,而并没有半个负有答复责任的生物

但是学校的变成“臭毛厕”,却究竟在“饭店招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毛厕当然合用了。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封饭店,否则酒醉饭饱之后,总要拉矢,毛厕即永远需用,咋么打扫得干净?而且,还未打扫之前,不是已经有了“流言”了么?流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打扫夫又怎么动手?姑无论现在有无打扫夫。

自从世界上产生了“须知学校犹家庭”的名论之后,颇使我惊奇,想考查这家庭的组织。

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飘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

甲:“喂,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乱的时候,又将我的东西拿走了?现在拿出来,还我罢!”
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

我的近邻有几个小学生,常常用几张小纸片,写些幼稚的宣传文,用他们弱小的腕,来贴在电杆或墙壁上。待到第二天,我每见多被撕掉了。虽然不知道撕的是谁,但未必是英国人或日本热罢。
“同胞,同胞!……”学生们说。
我敢于说,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狠。为“排货”复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国人!
要中国好起来,还得做别样的工作。

于是一切古董和废物,就都使人觉得永远新鲜;自然也就觉不出周围是进步还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见的是鬼还是人。不幸而又有事变起来,也只得还在这样的世上,这样的人间,仍旧“同胞同胞”的叫喊。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部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意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做得胜。我近来也颇觉“心上有杞天之虑”,怕中国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因为这些都可以不费力气而拿出来,和天灵盖不相上下的。(但大红名片也许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爱国之 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说到家族亲旧,书上就有许多好看的形容词:慈呀,爱呀,悌呀,……又有许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礼门呀,义宗呀,……至于诨名,却藏在活人的心中,隐僻的书上。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諡,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
亲戚类
孽亲 枭亲 兽亲 鳄亲 虎亲 歪亲
尊长类
鳄伯 虎伯(叔同) 孽兄 毒凶 虎兄
卑幼类
悖男 恶侄 孽侄 悖孙 虎孙 枭甥
孽男 悖妾 泼媳 枭弟 恶婿 凶奴
其中没有父母的,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这一手段也不独讼师有。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太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可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后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更是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

所以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

章士钊将我免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

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

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一般“痛快”。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国外书,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竟至于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全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中国有些地方还在“溺女”,就因为豫料她们将来总是没出息的。可惜下手的人们总没有好眼力,否则并以施之男孩,可以减少许多单会消耗食量的废料

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最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末:夫今之青年何其多流产也,岂非因为急于出风头之故么?所以我奉劝今之青年,安分守己,切莫动弹,庶几可以免于流产,……
申:夫今之青年何其多误译也,还不是因为不买字典之故么?且夫……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任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见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者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

我想,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还有吃饭的肚子。

倘说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儿谋生,则心志一专,就会有“烟士披离纯”等类,而产生较伟大的作品。

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干卑劣阴险的文人学士们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耀眼,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但这种“留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做文章。

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外”。

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座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个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有幸,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况且文坛上本来就“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既不幸而为庸人,则给天才做一点牺牲,也正是应尽的义务。

什么事都要干,干,干!那当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买了手枪,就必要深悔前非,更进而悟到救国必先求学。这当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说呢,就遵谕钻进研究室去。待到有一天,你发现了一颗新彗星,或者知道了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之后,跳出来救国时,先觉者可是“杳如黄鹤”了,寻来寻去,也许会在戏园子里发见。你不要再菲薄那”小东人嗯嗯!哪,唉唉唉!”罢:这是艺术

即如《读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但是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但也并非在这上面和别的强敌战斗,乃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义”之手批“公理”之颊——说得俗一点,自己打嘴巴。作了这样的战场者,怎么还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

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能始终如一。

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后来连对于自己的姓名也觉得可羞,真是“内愧于心”了?

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的话还可笑。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真是世事白云苍狗,不禁感慨系之矣!

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而且因此就证明了凡我所说,无一句真话,甚或至于连杨荫榆女士也本无其人,都是我凭空结撰的了。这于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赶紧订正于此,庶几“收之桑榆”云。

以上。

滕运锋,2015年3月31日,抄于浙江东阳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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